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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提 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进入理论化、组织化的发展阶段，在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践证明，若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同时，拿起思想斗争的武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

但仅靠理论学习远不能解决党内思想不纯问题，党的领导层对“左”倾错误还缺乏统一认识，部分高级干部还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彻底破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桎梏，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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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指战员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意味着全党由“延安大学习”时的一般地学原著悟原理，转为“思想方法上的革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路线的彻底转变，离不开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助于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问题，更有利于马列主义革命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为此，毛泽东倡导全党调查研究，提议“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和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在《农村调查·序》中，他进一步强调：“对于中国各个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而怎样才能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呢？“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但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不愿深入实际了解中国社会真实情况，也不愿作系统周密地调查研究，“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有鉴于此，延安整风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认识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而怎样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呢？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最好的方法，是扫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成立专门机构，有组织地开展调查研究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8月1日，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主观主义学风进行了严肃批评，号召全党力戒空疏、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要求采取具体办法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8月26日，高克林撰写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并为其写下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毛泽东又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告诫党的高级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负责对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毛泽东兼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和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为副局长。12月4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正式成立，内设立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和办公室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各部委、群众团体也成立了各种调查团，广泛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下发《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通知中具体的问题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和经验作出总结并电告中央。

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形成了一大批调查报告

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调查研究室）在一年多时间里，搜集772万字的资料，编印81.5万字的材料，形成了《西北情况调查表》《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关于甘肃情况调查表》《西北农村保甲机构及党的支部工作问题》等；中央青委考察团完成了《杨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中央妇委组织妇女生活调查团，完成了《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八路军政治部成立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完成了《葭县店镇区减租斗争调查》《米脂县三乡减租调查》《绥德延家岔减租调查》、西北局组织部完成了《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材料》；边区研究室（边区组）完成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三三制”政权问题》《关于边区减租运动的研究》《关于靖边县新城区五乡合作社的调查报告》等。这些调查研究报告，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带领调查团，先后到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县调查研究，写下了《农村十日》。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领调查组，走遍固临县的3个区、4个乡、12个村，形成了十余万字的《固临调查》。各类调查团中，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持续调查时间最长、成果最丰富。他们深入陕北、晋西几十个村庄、城镇开展细致调查，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神府调查经验谈》《碧村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报告。回到延安后，张闻天写了一篇名为《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发自内心地指出：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这些调查研究报告翔实记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为党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资料。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土地租佃条例草稿》《土地登记办法及说明》《土地所有权条例及说明》等文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出“衙门”、深入实际，“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锻造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不仅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上，更来自对人民的真诚感情、对伟大事业的执着追求。

作者：王今诚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编辑：王富聪 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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